1949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上海市政府大楼的灯一直亮到深夜。新旧势力交织、各种名单堆满案头，许多事等着新政权做出判断。有人拿着一份名单走进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顾竹轩，这个人，怎么办？”屋里一时安静下来。
在当时的上海，这三个字绝对不陌生。闸北“顾老大”，青帮“四大金刚”之一，早年参与过抓捕共产党，又与、等人纠缠不清，声名极不光彩。照理说，这样的“旧势力头面”，在解放后的肃清行动中，很容易被当成重点对象。
有意思的是，最后拍板的人却说了一句出乎很多干部意料的话：“顾竹轩，动不得。”说这话的，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。
新政权刚接手上海时，社会治安混乱，黑白两道搅在一块儿。如何处理像顾竹轩这样的旧势力头子，不只是个人生死问题，还牵连着数以万计的小人物，以及整座城市的秩序重建。要想理解陈毅那句“动不得”，就得从顾竹轩的一生说起。
一、从黄包车夫到“四大金刚”
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，顾竹轩的起点，其实非常低。
19世纪末，他出生在江苏盐城一户贫苦人家。家里地少人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青年时代他只好南下谋生。到上海后，他跟许多外地人一样，先做体力活，拉黄包车，靠力气吃饭，一天到晚在滩地上颠来颠去。
黄包车夫在老上海是最底层的一群人，风吹日晒不说，还时常被巡捕、流氓、车行老板欺负。顾竹轩早年在一家黄包车公司干活，因为私下放走一名同乡逃犯，被老板认为惹事，直接炒了鱿鱼。这一脚，把他从“规矩营生”踢到了社会边缘。
不久，他进了闸北“飞星黄包车公司”。这家公司背后有个德国老板，经营还算正规，手下车夫不少。顾竹轩很会摆弄人情，慢慢混成行里骨干，帮人排解纠纷，替老板压场子，车夫们也愿意听他的话。
后来德国老板要回国，无心在上海继续经营。车行要不要卖？卖给谁？这时候，顾竹轩抓住了机会。他东拼西凑，又借了些钱，把这家车行盘了下来。对别人来说，这只是个拉车铺子；对他来说，这却是翻身的脚手架。
有了车行，他就有了“香堂”的雏形。几十上百的车夫，吃喝拉撒全系在这家公司上。顾竹轩一边帮他们找活路，一边定规矩、立“香条”，谁有事找“顾老板”，谁出事他出面摆平。这种组织化运作，在当时的闸北很少见。
等到1916年前后，他拜入青帮名头不小的刘登阶门下，成了“通字辈”，香堂一下有了“门派根源”。青帮讲究辈分香口，拜过师，就等于在江湖上挂了号，有了旗号，有了靠山。再加上他肯出手、讲义气，不到几年，闸北一带的小摊贩、脚夫、苦力，很多人都认这个“顾老大”。
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顾竹轩手下已经聚拢了上万号人。这里面有拉车的，有做小生意的，也有混社会的，松松散散，却又能一呼百应。他因“能办事”而被看中，与黄金荣、张啸林、杜月笙逐渐搭上线，后来被人称作上海滩“青帮四大金刚”之一。
这时候的他，已经不仅仅是闸北的车行老板，而成了一个小小“地方土皇帝”。街面上许多事要绕开他不容易，连一些基层警察、巡捕房也得给他几分面子。说句不夸张的话，他经营的是一张覆盖底层社会的“灰色网络”，既掌控秩序，又从中获利。
二、“四一二”的血与债
1927年春天，上海的风向急转。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，蒋介石策动“四一二”政变，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沉重的节点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上海的黑帮势力被拉上了场。顾竹轩所在的青帮部分头目，受国民党中右派势力利用，在“清党”中扮演了帮凶角色。顾竹轩本人，也被卷入抓捕、迫害共产党人的行动之中。关于他参与程度的具体细节，史料有不同记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他在那场血腥风浪中，并非完全无辜的旁观者。
对共产党来说，“四一二”是切肤之痛。无数党员、工运骨干在这场政变中牺牲。多年以后，有幸活下来的老同志再提到当年，有的人仍难掩悲愤。也正因此，顾竹轩的名字，被不少人记在“账本”上，列在“敌对分子”一栏里。
然而，历史往往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瞬间。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形势又起了变化。日本侵略军进占华东各地，上海先后经历“孤岛时期”和全面沦陷。许多黑白两道的人物，在民族存亡问题上，出现了新的选择。
顾竹轩也在这样的转折点上，慢慢改变了立场。闸北沦陷后，很多普通老百姓生活更难了，日本宪兵、伪警察横行，治安更乱。顾竹轩手里有一套人马，有一些渠道，既被日伪盯着，又被各路势力拉拢。
有意思的是，从一些回忆资料看，他在抗战期间并不是一味趋炎附势。有人提到，他在闸北一带，曾暗中向新四军、地下党人士提供帮助，包括打掩护、递送情报，甚至为一些被通缉的人找落脚处。尤其是到了四十年代，他的小儿子参加了新四军，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。
据当时熟人回忆，顾竹轩谈起小儿子，常说一句话：“他走那条路，是为天下老百姓。”这既有父亲的自豪，也有某种愧疚。毕竟，早年“四一二”的旧账，就算他不愿提，也已经记在许多人心中。
顾竹轩与地下党之间，形成了一种微妙关系。一边，他依旧在上海摊子上讨生活，黑白之间走钢丝；另一边，他以私人感情、地方情面为方式，为一些革命者提供便利。这种行为，很难用单一的“好人”“坏人”来概括，却恰恰反映了旧上海地方势力的复杂性。
正因为这样，当解放战争进入后期，上海解放问题摆到桌面上时，中央与华东局在研究上海社会情况时，不得不考虑这些残局人物的作用。有的人该坚决打击，有的人是否可以利用一部分力量，减少社会震荡，成为一个现实问题。
三、陈毅的“动不得”：原则与算账
1949年5月，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。5月27日，上海宣告解放。这座远东大都会从军管到市政府接管，短短几个月里，要处理的旧账堆成山。
对地下党干部来说，许多尸首尚未入土、许多亲友尚未平反，对于“四一二”这类血案的参与者，心里自然有恨。有人列出了旧日帮会头目的名单，主张严厉惩处，以雪前耻，也以震慑社会。
顾竹轩很快被人提起。有干部说：“此人早年残害我们同志，不能轻轻放过。”甚至一度有过“就地处理”的意见。这种情绪，放在当时环境之下，非常容易理解。
负责上海工作的陈毅，却没有马上点头。他没有忘记“四一二”，当年他也是亲历者之一，对那场血雨腥风有切肤记忆。但他也比谁都清楚，1949年的上海需要什么样的处置方式。
据当年的一些记录，陈毅在听完相关汇报后，问了几句话：“他近些年干了些什么？有没有帮助过我们的人？有没有跟敌人过从甚密？”干部一时答不上那么细，只能说出个大概。
等到情况稍微核实清楚——顾竹轩在抗战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多次以私人名义帮助过地下党、新四军，又有子女在革命队伍中，态度有明显变化——陈毅心里有了数。他说了大意是这样的判断：这个人早年有罪行，这是事实。但人不是一成不变的，现在看，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不能简单当成死敌。
有一位副市长听说“暂缓处理”的意思，心里颇有顾虑。有一次会议上，他忍不住问：“市长，他过去的事，群众会不会不服？”陈毅回答得很直：“旧账要算，但要分清什么时候的事，看他后来有没有改。革命不是简单杀头，处理问题要看发展。”
“动不得”三字，并不是包庇，而是把顾竹轩从“敌我矛盾”转到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范畴里，用的是当时党的一个基本治理思路。对那些仍在反革命活动、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人，当然要坚决打击；但对已经在行动上发生转变、且能为社会稳定提供某种帮助的人，则要区别对待。
几天后，陈毅决定亲自去见一见这个“顾老大”。这场会见本身，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。
那天，在一处安置地点，两人面对面坐下。顾竹轩当时年纪已大，身体不好，听说“陈市长要来”，心里难免七上八下。见面时，他起身想鞠躬，陈毅摆摆手，让他坐下，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不必多礼。”又问了他的身体、家人情况，还说了一句：“见你晚了些。”
这一句“晚了些”，耐人寻味。既有对旧事未能早作处理的感叹，也有对这个人曾经走弯路的点明。但陈毅没有翻旧账痛骂一顿，而是更重视将来怎么相处。他明确告知：政府知道你过去做过坏事，也知道你后来的变化。现在上海稳定需要社会各方面配合，希望你安分守己，不再插手违法勾当，同时把你手下那帮人安抚好。
有说法称，当场顾竹轩表示：“陈市长放心，我这一把老骨头，听组织的。”这话是真是假已难考证，但从后续情况看，他的确再没有掀起什么风浪。
从治理角度看，这一处理方式有几个层面。
一是在政治定位上，把顾竹轩看作“可管控、可利用的地方人脉节点”，而不是必须立刻清除的“毒瘤”。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若一刀切把所有旧势力头面全部铲平，短期内也许痛快，长期看却可能造成基层秩序真空。
二是在道义层面，并没有否认他的旧账，而是用“有功有过、总体看人”这套标准来衡量。早年参与反革命，这是过；后来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，这是功。不能只盯一端不看一端，这种评价方式，在当时显得颇为冷静。
三是在社会效果上，这种既严肃又留有余地的处理，向各界释放了一个信号：新政权讲原则，但也讲道理，讲人情。那些已经停止作恶、愿意遵守新秩序的人，可以有一条活路。这样，社会的恐慌情绪就相对较弱，有利于平稳过渡。
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处理需要相当的政治自信，也需要对人性有一定把握。
四、顾竹轩的“新角色”与上海的秩序重建
1949年下半年，上海的社会秩序逐渐趋稳。到8月，上海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政治活动，工人、工商界、文化界、宗教界等各路代表齐聚一堂，象征着新政权在上海的广泛动员。
在这次会议上，顾竹轩以特邀人士身份出现。这一安排，令人颇感意外。毕竟，在不少群众记忆中，他仍然是旧上海的“青帮老大”。然而，这次露面，却意味着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信号——他不再是被简单视作“黑社会头子”的角色，而是被纳入了新的社会治理框架之中。
当然，他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公职，也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。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“安置”：一方面，将他从江湖场面上“请下来”，不再插手地盘、帮会纠纷；另一方面，又以公开场合的露面，让他在手下人、旧关系网中传递一个信息：时代变了，跟着新政府走才是正路。
从后来情况看，他在此后岁月里，主要是低调过日子，在一些社区、行业内部，起到一点劝说、调解的作用。有的史料提到，他会劝以前的手下，不要再惹事，“都是要过日子的人”。这些话也许平常，却能安抚不少游离在边缘上的小人物。
从治理技术上看，对顾竹轩这样的“社会节点人物”，采取“削权、限权、但不赶尽”的办法，有其现实考虑。解放初期的上海，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，他们控制的不只是地盘，还有与之捆绑的一大批底层民众生计。从黄包车夫到码头工、茶楼伙计，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些帮会头目有依附关系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不加区别地“一刀切”，一旦这些旧头目被完全清除，而新的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覆盖，许多原本靠旧社会关系网苟延残喘的小人物，很可能变得无所适从，甚至可能滋生更多社会问题。相反，适度利用这些旧有网络，在严密监控下让它们为恢复秩序服务，再逐步改造、替换，就显得务实得多。
从群众眼光来看，对顾竹轩的处理，很难说没有争议。一些受害者家属，或者早年在“四一二”中失去亲人的人，对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，难免心存疑问。在他们心里，“血债要用血来偿”，这并不奇怪。
但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，新政权既要表达对革命烈士的交代，也要考虑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复苏。如何在“正义”与“秩序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顾竹轩的案例，就是这种“权衡”的一个典型缩影。
需要强调一点，对他“动不得”，并不意味着他的历史责任被抹去。他的早年行为，仍旧留存在档案与口碑之中。只是在“怎么处置”的问题上，党和政府选择了一条更为复杂、却更符合现实的路子：既不装作没看见，也不靠简单的“报复”来解决一切，而是把他放在一个可控的位置，降低负面影响，适度引导其残余影响向有利方向转化。
从一个拉黄包车的穷小子，到青帮大佬，再到解放后被纳入新社会秩序的特殊人物，顾竹轩的人生轨迹，本身就折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的剧烈变迁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像他这样的“灰色人物”，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并不少见。要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之间重新划线，只靠口号远远不够，需要一整套灵活又有边界的策略。
陈毅在上海的那句“动不得”，表面看只是对一个人的决定，背后却牵出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在社会大转型时代，如何看待参与过旧秩序运作、后来又在新秩序中寻找位置的这群人？是简单一棍子打死，还是分层分类，既算旧账，又留活路？
顾竹轩的经历说明，历史人物往往有多面性。早年参与镇压革命，这是黑暗的一面；后期冒险帮助地下党、新四军，又带有某种补偿意味；解放后，他的社会网络被转化为新政权维护秩序的一个工具之一，身份再次发生变化。把这三段合在一起看，才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就上海而言，这种处理方式带来的效果是看得见的：解放后短时间内，治安迅速好转，大规模暴力冲突相对较少，社会基本盘没有被彻底撕裂。那些原本受帮会控制的底层群体，逐步被新政权的工会、居民组织等正式机构吸纳进来，秩序从“江湖规矩”转向“国家制度”。这一过程，少不了对旧势力“有取有舍”的一整套操作。
顾竹轩只是其中一个典型。他的故事，没有英雄化的浪漫，也谈不上什么高尚道德，更多是一种历史洪流中的“被动调整”。但正是这种“灰度地带”的人物，逼着后来者在评价与处置时，不能只用简单的黑白尺子。
至于说他个人的结局，终究也不过是一个老去的旧人，在新世界里悄然退场。历史真正留下来的，是那张曾经笼罩上海滩的庞大社会网络，如何被拆解、重组、再利用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远比某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更重要。
中能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